2009年6月6日星期六

1989年,我11歲(續)

剛過去的6月4日,超過10萬人到維園出席燭光記念晚會,證明了「我們沒有忘記」。

今天如果有人問我,20年後是否仍然「敬佩」當日為追求民主而犧牲的學生們,我的回答是,往日從小孩子的角度看哥哥姊姊們的犧牲而衍生出的「敬佩」之情,隨年月過去,漸漸演變成可惜無奈。我自己在20年來,經歷了成長,經歷了當年的學生們的青蔥歲月,也經歷了他們再也沒有機會經歷的中年。人越大,越是覺得人生有太多「身不由己」,可是,每年悼念六四的死難者,看著聽著人們述說他們短暫的生平,心中不禁想,如果他們有機會去繼續活下去,他們今天又會是甚麼樣的一群人?像王丹,柴玲,吾爾開希?還是像普通的中年人一般,工作,戀愛,結婚,生小孩?無奈的,因為當年一群位高權重的伯伯的決定,這些年輕人再也沒有辦法知道他們會變成甚樣的一群人,或是實現他們心目中希望/理想變成的人。某程度上,伯伯們握殺的,不單是言論自由,還有自己國家未來的一個重要部份,實在是可惜與無奈...

現在,可能很多人也會有疑問,20年前的一次鎮壓民主運動跟他們有何關係?我中學上歷史課唸二次大戰史的時候,聽過老師分享以下的一首詩,或許可以解答這個問題:

When the Nazis came for the communisits,
I remained silent;
I was not a communist.

Then they locked up the social democrats,
I remained silent;
I was not a social democrat.

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,
I did not protest;
I was not a trade unionist.

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,
I did not speak out;
I was not a Jew.

When they came for me,
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out for me.

(http://en.wikipedia.org/wiki/First_they_came...)

昔日,中共政府要打壓的,是一群反叛,不聽話的年青人。同樣,今時今日,他們也可以用同一個原因(國家穩定、和諧...)去打壓另外的一些人,比如說,為了不影響奧運會的準備和維持國家穩定的氛圍,什麼地震預警,三聚氰胺...都給壓下去了,壓不下去的,就拿幾個人來抵抵罪,或是將一切推給上天,說成是「自然災害」...有誰可以保證,身在香港的我們,不會有一天被咱們的特首一句「代表」就連發表自己的意見都不可以?我們這片自由的土地,一天「他們」來了,又有誰還可以替我們說話呢?